杨朔的散文，象在花前月下编织成的诗句，清新玲珑，是一种艺术盆景，能给人以美的感受。他在贯彻从一切事物中提取政治性宏大主题的写作模式时，靠带有个人特征的取材，以及与古典诗文建立的联系，给这种已显得僵硬的文体增加了一些“弹性”，使观念的表达不至于那么简单直接。这种弹性，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，作家因此得到了广泛的肯定。杨朔有意识地在散文中追求诗的意境，努力从通讯特写的影响中摆脱出来，创造自成一体的“诗化散文”，这个艺术方向影响了一代散文家，使当时的散文领域出现了火热的诗化现象。杨朔在当代散文史上的地位与贡献是不容忽视的。
不足的是，在构思与写法上“开头设悬念，卒章显其志”的套路，对他本人是一种创新，但由于过度的重复形成固定模式，别人的模仿更把它唐俗化了。80年代中期以后，写作的个人想象空间有了更大拓展，杨朔散文的“生硬”便非常明显，其结构也转而受到批评嘲笑。其次是精致有余、洒脱不足，在艺术上过分强调巧思，留下了雕凿的痕迹，缺乏多彩多姿、丰富变幻的笔墨。另外，作者对新生活的热情赞美虽然充满诗意的激情，却对历史发展的曲折性缺乏冷静、严峻的思考，一些作品显得浮泛空洞，描写现实过于理想化。杨朔创作的不足既是作家个人的遗憾，也是时代的局限使然。